明代衛所武官後裔的身分變遷與村落形成－以銅鼓衛劉氏指揮使為例

Villag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Change among the Descendants of Military Officers in Ming Dynasty Garrisons: A Case Study of Commander Liu at Tonggu Garrison

吳才茂(Wu, Caimao)

明代 ； 銅鼓衛 ； 衛所武官 ； 身分變遷 ； 三門塘 ； Ming dynasty ； Tonggu garrison ； Military garrison officers ； Identity change ； Sanmentang

明代研究

29期（2017 / 12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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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衛所武官移鎮貴州地區以後，在當地不斷繁衍後代，除去極少數人能獲襲職外，愈來愈多的武官後裔需要通過不同的職業選擇來維持生計。其中，一些武官後裔離開衛所，進入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村寨，通過聯姻等方式，獲得「入住權」，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村落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衛所官軍後裔離開衛所屯地，失去了堅守漢人身分的社會環境，他們在新的居住環境及與少數民族人群的互動中，極易變換或隱藏身分，進而逐漸「夷化」，成為少數民族。因此，在今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村落社會裡，「漢」的因素極多，呈現出文化多元並存的地域現象。銅鼓衛位於苗、侗等少數民族聚居的貴州東南部，成為明代控制與開闢「苗境」的重要衛所。劉氏指揮使調任銅鼓衛後，其子孫隨著世系的延續而逐漸增加，除襲職的極少數人外，屯種與參加科舉考試，成為多數族人的職業選擇。然銅鼓衛的土地資源畢竟有限，滿足不了人口增長的需求，進入周邊少數民族村落討生活成為他們無奈的生計選擇之一。劉氏指揮使後裔遷居三門塘的事例，雖然展現了衛所武官後裔融入少數民族地區而致身分變遷的歷史過程，但他們亦無時不在尋找機會凸顯作為漢人的文化傳統，不管是公益事業中的碑刻書寫，還是築建宗祠與編修族譜，均為這種文化傳統的顯現。這種「融而未合」的特點，正是明代以來貴州多元文化並存形成的重要原因。

As the descendants of military officials in Ming dynasty garrisons (weisuo) multiplied, few could inherit posit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livelihood, many needed to take on different professions.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chose to leave the garrisons for minority ethnic villages, where they obtained the right to live through marriages with locals. The number of descendants who married villager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as a result, they became a crucial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society and culture. Having left the garrisons, the descendants were no longer part of a predominantly Han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y tended to change or conceal their Han identity as they interacted with minority groups in these new settings. Consequently, they were gradually assimilated into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a process called ＂transformation into non-Han＂ (yihua). Several Han elements can be seen in these multicultural villages in present-day Guizhou province. Tonggu garrison was situated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which was mainly inhabited by the Miao, Dong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garrison for the Ming government to control and exploit the area. After Commander Liu was transferred to Tonggu garrison, the number of his descendants gradually multiplied. Apart from the few who obtained inherited positions, the majority chose farming 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However, land resources at Tonggu garrison were limited and could no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growing population, forcing many to leave. In the case of the Liu descendants who migrated to Sanmentang, although they moved to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underwent identity changes, they also repeatedly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their Han 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was evident not only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public affairs but also in the building of ancestral templ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genealogies. Thi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incomplete assimilation- has proven to be a critical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the Ming Dynasty on.

1. 〔清〕隆里所，《陳氏宗譜》，光緒十三年（1887）重校楷寫本。
2.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路碑記〉，碑立於三門塘大坪吳家街旁。
3. (1966)。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4. (1966)。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5.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工商聯、錦屏縣工商聯合編，《錦屏縣木材行業史料》，稿本，1959。
6. (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
7. 〔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興隆橋〉，碑原立於三門塘梁溪橋頭，現存於南嶽廟內，已碎裂成四片。
8. 〔清〕《謝氏族譜》，光緒乙酉年（1885）鈔本。
9. (1966)。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0. (200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清〕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碑記〉，碑立於三門塘小學門前。
12. 〔清〕劉至蔚等編撰，《劉氏族譜》，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
13. 《吳氏族譜》，民國乙卯年（1915）刊本。
14. 〔清〕《王氏族譜》，光緒甲辰年（1904）刻本。
15. 〔清〕道光三年〈視履考詳〉，碑立於三門塘王家街邊。
16. (1966)。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7. 〔清〕陳浩編，《蠻苗圖說》，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藏本。
18. 〔明〕《銅鼓衛選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二年（1594）重修本。
19.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重修銅鼓周城碑記〉，碑立於貴州省錦屏縣銅鼓鎮東門街邊。
20. 〔清〕道光三年（1823）〈復興橋〉碑，碑立於三門塘寨口碑林處。
21.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次修渡船碑記〉，碑立於三門塘寨口碑林。
22.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廟坊碑記〉，碑存於三門塘南嶽廟。
23. 明王耒賢修、許一德纂(1991)。〔萬曆〕貴州通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24. 明佚名(1970)。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5. 明沈庠修、趙瓚纂(2006)。〔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成都:巴蜀書社。
26. 明徐學聚編(1965)。國朝典彙。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7. 明陳子龍編(1962)。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
28. 明薛剛纂修、吳廷舉續修(1991)。〔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29. 明顧起元、譚棣華點校、陳稼禾點校(1987)。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
30. 清王復宗纂修(2006)。〔康熙〕天柱縣志。成都:巴蜀書社。
31. 清林佩綸修、楊樹琪纂(2006)。〔光緒〕續修天柱縣志。成都:巴蜀書社。
32. 清姜海聞、清姜元卿、王宗勛點校(2001)。三營記。貴州檔案史料，78-88。
33. 清郝大成修、王師泰纂(2006)。〔乾隆〕開泰縣志。成都:巴蜀書社。
34. 清張廷玉(1974)。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35. 清愛必達(2006)。黔南識略。成都:巴蜀書社。
36. 清劉中燠修、清龍光武修、黃峭山樵編輯(2006)。保安團防志略。成都:巴蜀書社。
37. 清劉宇昌修、唐本洪纂(2014)。〔道光〕黎平府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38. 清羅繞典(1974)。黔南職方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
39. 于志嘉(1998)。明武職選簿與衛所武官制的研究—記中研院史語所藏明代武職選簿殘本兼評川越泰博的選簿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1)，45-74。
40. 于志嘉(1987)。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4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遼寧省檔案館編(2001)。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42. 吳才茂(2016)。民間文書與清水江地區的社會變遷。北京:民族出版社。
43. 吳才茂(2016)。論明代貴州隆里千戶所官軍後裔的身份堅持與生存策略。中州學刊，2016(11)，129-136。
44. 吳才茂(2013)。從契約文書看清代以來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婦女的權利地位。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155-161。
45. 吳才茂(2012)。明清以來清水江下游地區民眾華夏世胄身份的構建。明清論叢，北京:
46. 吳治德(1992)。《侗款》的「款」字探源—兼談「都」字。貴州民族研究，1992(2)，145-149。
47. 呂善長(2016)。「五嘩六嘩」與黎平軍民府的設立。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6(1)，28-31。
48. 奇文瑛(2011)。明代衛所歸附人研究—以遼東和京畿地區衛所達官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49. 洪寒松(1985)。侗族「合款」制試析。民族論壇，1985(1)，69-74。
50. 科大衛(2004)。告別華南研究。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
51. 胡興東(2013)。生存範式：理性與傳統—元明清時期南方民族法律變遷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52. 張金奎(2007)。明代衛所軍戶研究。北京:線裝書局。
53. 張應強(2004)。清代西南商業發展與鄉村社會—以清水江下游三門塘寨的研究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1)，46-53。
54. 張應強(2006)。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市場、權力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
55. 曹樹基(2000)。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56. 梁志勝(2001)。試析明代衛所武官的類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5)，83-88。
57. 梁志勝(2012)。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8. 郭紅、靳潤成(2007)。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59. 彭勇(2014)。明代河南的軍衛移民與文化傳播。中州學刊，2014(7)，10-17。
60. 湯芸(2015)。花場跳月：從儀式景觀看中國西南多族交互共生。文化複合性：西南地區的儀式、人物與交換，北京:
61. 費孝通(1989)。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62. 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編輯(1959)。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彙刊。貴陽: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
63. 塚田誠之、黃才貴譯(1999)。對民族集團應該怎樣研究—以貴州「屯堡人」為例。貴州民族研究，1999(3)，158-168。
64. 塚田誠之、黃才貴譯(2000)。貴州省西部民族關係的動態—關於「屯軍後裔」的調查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0(1)，161-170。
65. 楊秀廷(2006)。三門塘寫興。文史天地，2006(4)，63-64。
66. 趙世瑜(2015)。衛所軍戶制度與明代中國社會—社會史的視角。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114-127。
67. 銅鼓鎮志編纂委員會編(2010)。銅鼓鎮志。銅鼓鎮志編纂委員會。
68. 劉志偉(1999)。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
69. 劉炳輝編修、劉中光編修、劉增林編修、劉治環編修(1988)。劉氏族譜。
70. 黎小龍(1999)。從《爐山顧氏族譜》看明代東南移民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與融合。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
71. 錢晶晶(2011)。三門塘人的空間觀念及表達。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1(4)，30-37。
72. 錢晶晶(2009)。橋：地方社會脈絡下的文化符號—明清以來貴州三門塘人的修橋活動及其意義。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51-56。
73. 錢晶晶(2010)。村落空間與歷史記憶—三門塘人的家族故事與船形隱喻。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2)，24-30。
74. 錢晶晶(2013)。歷史人類學視角下的村落空間—三門塘人的譜系建構與姓氏空間。青海民族研究，2013(2)，32-36。
75. 龍耀宏(2012)。博士論文(博士論文)。上海，上海師範大學。
76. 譚其驤編(1996)。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77. 顧誠(1989)。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歷史研究，1989(3)，135-150。
78. 顧誠(1989)。談明代的衛籍。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5)，56-65。
79. 龔蔭(2012)。中國土司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