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初《四書大全》的纂修意義

The Meaning of Compiling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in Ming Dynasty

王志瑋(Chih-Wei Wang)

《四書大全》 ； 道統 ； 治統 ； 《四書》 ； 朱熹 ；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 Succession to the Dominion (zhitong) ； "Four Books" ； Zhu Xi

東華漢學

18期（2013 / 12 / 01）

275 -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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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下詔纂修《大全》，其後《大全》更成為學校教育、科舉考試的一環，使得明代士人無一不深受影響，不過隨著朝代的更替，清儒多認為《大全》是造成明代學術衰敗的關鍵，因而多責難纂修人員的編纂態度。事實上，《大全》之纂修，乃是明成祖藉此展示個人治統對道統的主宰，並非真正有意推尊道統，在此前提下，纂修人員被迫快速編成，產生的訛誤也就在所難免，此非戰之罪也。此外，本文考察《四書大全》的纂修背景與體系架構，發現明成祖的態度與纂修人員的思索，並非一致，各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儘管明成祖欲以治統收納道統，但纂修人員仍以儒者的角度，企圖表彰朱熹，推尊道統，展現儒者風範，因而《四書大全》一書，恐非以抄襲、講章之角度所能道盡，此書實是明初道統與治統之間的激盪結果。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has not only become a segment of education an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ut also affected all scholars since Yongle Emperor gave the edict of compiling this work. As time goes on, however, most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thought that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decay of the academics in Ming Dynasty and then condemned the compiling staffs' attitude. In fact,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the work was to display Yongle Emperor's own royal authority. The staffs, therefore, could not help but compile it quickly. Quick speed made many errors in the work. In this study, I will reveal the different thinking styles of Yongle Emperor and the compiling staffs through analyzing the editing background and framework of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Although Yongle Emperor longed for restraining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by the Succession to the Dominion (zhitong), the compiling staffs still tried to take Confucianist's viewpoint to commend Zhu Xi. In fact,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Encyclopaedia of the Four Books” is the debate on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and Succession to the Dominion.

1. (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 (200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4. (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5. (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6. 宋朱熹(1999)。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
7. 明朱棣編(1978)。聖學心法。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8. 明胡廣纂修(1989)。性理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
9. 明胡廣纂修(1989)。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
10. 明陳道潛。淇園編。臺北:國家圖書館。
11. 明楊士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校(1966)。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12. 明談遷(1978)。國榷。臺北:鼎文書局。
13. 清王懋竑(1998)。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
14. 清皮錫瑞(2004)。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
15. 清朱彝尊、林慶彰編(2010)。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清谷應泰(1985)。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
17. 清紀昀(1986)。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8. 清張廷玉(1974)。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19. 清顧炎武、清黃汝成輯釋(2006)。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1998)。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1. 王明蓀(2009)。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出版社。
22. 本田成之(1979)。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
23. 朱傑人編、嚴佐之編、劉永翔編(2002)。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4. 李焯然(1991)。治國之道─明成祖及其「聖學心法」。漢學研究，9(1)，211-227。
25. 林登昱(1998)。論元代經學著述的發展趨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2)，75-95。
26. 林慶彰(1994)。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7. 侯外廬編、邱漢生編、張豈之編(1984)。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8. 翁連溪編校(2005)。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線裝書局。
29. 馬宗霍(2000)。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30. 陳逢源(2010)。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87-102。
31. 陳逢源(2010)。官學進程與詮釋脈絡：《四書大全》纂修體例芻議。2010年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
32. 陳逢源(2006)。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
33. 陳寒鳴(1995)。金華朱學：洪武儒學的主流。朱子學刊，1995(1)，356-366。
34. 黃孝光(1978)。元代的四書學。木鐸，7，223-289。
35. 葛兆光(2001)。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36. 嚴佐之(1989)。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7. 顧永新(2006)。從《四書輯釋》的編刻看《四書》學學術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104-113。

1. 劉柏宏(2023)。官修經解與道統意識──以《禮記集說大全》為對象的探討。漢學研究，41(2)，1-39。
2. 王鴻泰(2016)。聖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臺大歷史學報，57，117-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