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

「賜額封爵」-論宋代祠神賜封中的「敕牒」與「誥」

并列篇名

Discuss the Grant of "Chi Die" and "Gao" in the Folk Belief in Song Dynasty

作者

林君憲(Lin, Chun-Hsien)

关键词

宋代 ; 祠神信仰 ; 賜額 ; 封爵 ; 敕牒 ; 誥 ; Song Dynasty ; folk beliefs ; Ci E ; Feng Jue ; Chi Die ; Gao

期刊名称

中正歷史學刊

卷期/出版年月

23期(2020 / 12 / 01)

页次

1 - 49

内容语文

繁體中文

中文摘要

宋代對祠神信仰中的祠廟與神靈採取「賜額」、「封爵」的政策,歷來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然而對於其頒授的文書形式「敕牒」與「誥」的討論則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本文嘗試勾勒出「敕牒」與「誥」兩種文書體制在祠神信仰中的發展脈絡,並進一步得出自神宗元豐六年(1083)以後,由於大量的祠廟受到賜封,因此朝廷建立了「先賜額,再封爵」的政策,並且在徽宗大觀三年(1109)的時候確立「賜額用敕牒,封爵用誥」的頒行制度。其後雖經靖康年間的戰亂,然而在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的時候又重新確立了此一原則,並在整個南宋時期依循這樣的模式施行。另外,在宋代時,「敕牒」與「誥」會被刻石保存,其目的則有所不同。「敕牒」刻石製成「敕牒碑」,有助於公開展示其合法存續的權力。而誥書所刻而成的「誥封碑」則因其「誥詞」乃是「王言」的展示,因此可視為皇權對祠神的直接認可,具有極為重要的象徵意義。而在這個過程的互動之中,也可以看出賜封制度的運行,關聯的不只是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司,甚至皇帝、官員、百姓都牽涉其中,可謂具有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

英文摘要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tate adopted two policies of "Ci E" and "Feng Jue" to the folk beliefs and established a documentary system called "Ci E" giving "Chi Die" and "Feng Jue" giving "Gao". This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role of the above two documentary systems in the folk beliefs and clarifies the the time line of the development was respectively in ShenzongYuanfeng 6th year (1083) and Daguan 3rd year (1109). Besides, it was emphasized again in GaozongShaoxing 11th year (1141) and was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whol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addition, "Chi Die" and "Gao" was preserved by stone inscription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political meanings within. Moreover, we can see that all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emperors,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play roles in it, which i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ime.

主题分类 人文學 > 歷史學
参考文献
  1. (元)馬端臨,上海師大古籍所(點校),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2011).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
  2. (宋)李心傳(1966).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藝文印書館.
  3. (宋)李燾,上海師大古籍所(點校),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1985).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4. (宋)陳傅良(1989).止齋文集.上海:上海書店.
  5. (宋)趙升(編),王瑞來(點校)(2007).朝野類要.北京:中華書局.
  6. (唐)李林甫,陳仲夫(點校)(1992).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
  7. (清)徐松(輯),劉琳(點校)(2014).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 小林隆道(2014)。宋代的賜額敕牒與刻石。碑銘研究,北京:
  9. 小島毅,游韻馨(譯)(2017).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0. 中村裕一(2003)。隋唐王言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11. 王孫盈政(2013)。唐代「敕牒」考。中國史研究,2013(1),89-110。
  12. 王楊梅(2016)。南宋中後期告身文書形式再析。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
  13. 王維(2019)。宋代賜額敕牒碑刻書法的分期及原因探析。中國書法,2019(12),108-115。
  14.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1989).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5. 平田茂樹(編)(2008).宋代社會的空間與交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6. 皮慶生(2008).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安洋(2016)。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18. 朱傑人(編)(2002).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朱溢(2007)。論唐代的山川封爵現象──兼論唐代的官方山川崇拜。新史學,18(4),71-124。
  20. 朱瑞熙(2008)。宋朝「敕命」的書行和書讀。中華文史論叢,2008(1),101-122。
  21. 李天鳴(1988).宋元戰史.臺北:食貨出版社.
  22. 沈宗憲(200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3. 林富士(2000)。中國六朝時期的蔣子文信仰。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
  24. 松本浩一(1986)。宋代の賜額‧賜號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會要輯稿』にみえる史料から。中国史におけ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会,東京:
  25. 竺沙雅章(1982)。中国仏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
  26. 金井德幸(1993)。南宋の祠廟と賜額について—釋文珦と劉克莊の視點。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東京:
  27. 張智(編),張健(編)(2004).中國道觀志叢刊續編.揚州:廣陵書社.
  28. 張禕(2009)。北京,北京大學。
  29. 須江隆(1994)。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9,96-119。
  30. 馮大北(2011)。宋代封神制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5),121-130。
  31. 黃敏枝(1987)。宋代政府對於寺院的管理政策。東方宗教研究,1,109-141。
  32.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3.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4.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5.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6.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7.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8.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9.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40.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41. 新文豐公司編輯部(編)(198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42. 楊芹(2009)。廣州,中山大學。
  43. 楊俊峰(2019).唐宋之間的國家與祠祀──以國家和南方祀神之風互動為焦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4. 雷聞(2009).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
  45. 劉長東(2005).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成都:巴蜀書社.
  46. 劉雅萍(2015).制度下的神靈──兩宋時期政府與民間關於信仰的溝通.新北:花木蘭出版社.
  47. 蔣竹山(1997)。宋至清代的國家與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顧與討論。新史學,8(2),187-220。
  48. 鄧廣銘(編),程應鏐(編)(1984).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49. 賴亮郡(2010).唐宋律令法制考釋──法令實施與制度變遷.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50. 韓明士, Robert,皮慶生(譯)(2007).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51. 韓森, Valerie,包偉民(譯)(2016).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上海:中西書局.
  52. 龔延明(1997).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
被引用次数
  1. (2023)。從護學到衛國——南宋的太學祠祀信仰。早期中國史研究,15,12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