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與法律－以清朝之「安科禮」為討論中心

Custom and Law: A Study of ＂An Kooli＂ in the Qing Empire

鹿智鈞(LU Chih-Chun)

風俗 ； 法律 ； 滿文 ； 清帝國 ； 法律多元論 ； Custom ； law ； Manchu language ； Qing empire ； legal pluralism

法制史研究

36期（2019 / 12 / 01）

105 - 146

繁體中文

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間，清高宗下令將「風俗」一詞之滿文，自an kooli（安科禮）改為geren i tacin（格掄尼塔親），從此「風俗」概念之滿文意涵，可說是自「恆常之例」轉變為「眾人之習」。由於與之相關的史料記載甚少，清高宗何以於此時決定調整「風俗」概念之滿文對譯詞，對於研究者而言確實不易釐清。此舉一方面應與乾隆朝之滿、漢文對譯日益「規範化」有關，另一方面似乎亦反映an kooli於清帝國「法律」體系中的特殊定位。本文主要運用官方檔案與官書典籍，分析不同時期an kooli之意義，並且進一步探討「風俗」概念滿文翻譯之演變。本文旨在說明「風俗」的主要滿文對譯詞曾歷經幾階段變化，藉此或許不僅能體會清朝皇帝如何看待與理解「風俗」，亦有助於反思清帝國中「風俗」、「禮教」與「法律」三者間的微妙關係。

In November 1787, the Qianlong emperor announced an edict on changing the word for ＂custom＂ in the Manchu language from ＂an kooli＂ to ＂geren i tacin.＂ The replacement of the word also altered the concept of custom in Manchu from an ＂ordinary norm＂ to the ＂practice of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However, since records relating to this event are rare, it is hard for researchers to demonstrate why the Qianlong emperor decided to do this. This event wa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Manchu and Chinese language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dditionally, it also re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custom＂ in the Qing empire. This article principally examines the official archive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eaning of ＂an kooli＂ at different times, and discusses further the changing translation of ＂custom＂ in the Manchu language. As will be shown, the translation of ＂custom＂ in the Manchu language went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of change. Comprehending this process of change not only helps researchers understand better how the Qing emperors interpreted ＂custom＂, but also to reflect on the subtle interactions among ＂custom,＂ ＂Confucian rites,＂ and ＂law＂ in the Qing empire.

1. 王爾敏(1993)。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下)，255-276。
   連結：
2. 王曉丹(2007)。從法社會的觀點論女性主義立法行動──女性主義法學在台灣的實踐及其法律多元主義的面貌。東吳法律學報，19(1)，51-78。
   連結：
3. 容邵武(2009)。觀看法律，尋找文化：解構與重構法律人類學。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7(4)，237-259。
   連結：
4. 葉高樹(2017)。乾隆皇帝與滿洲傳統的重建──以薩滿祭祀儀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8，43-94。
   連結：
5. 蔡名哲(2015)。滿洲人的淳樸從何談起：一個研究概念的探討。成大歷史學報，49，213-256。
   連結：
6. 謝曉輝(2019)。當直接統治遭遇邊疆風俗：十八到十九世紀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與「亂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4，1-36。
   連結：
7. 《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小紅綾本（初纂本）。
8. (1985).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9. 《大清世宗憲皇帝滿文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0. (1985).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11. 《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2. (1985).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13.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14. (1985).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15.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小紅綾本（初纂本）。
16. 《滿文起居注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7. (1986).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18. 《大清聖祖仁皇帝滿文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9. (1986).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20. （清）沈垚，《落帆樓文集》，民國戊午年劉氏嘉業堂校刊本。
21. （清）沈啟亮(2008).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22. （清）徐松(1957).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
23. Cassel, Par Kristoffer(2012).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Elliott, Mark C.(2001).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5. Merry, Sally Engle(1988).Legal Pluralism.Law & Society Review,22(5),869-896.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3).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9).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所藏）.北京:中華書局.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2010).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29. 孔令偉(2017)。國法與教法之間：清朝前期對蒙古僧人的禁限與懲處──以《理藩院滿蒙文題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為核心。歷史人類學學刊，15(2)，187-219。
30. 托瑪斯．杜斐, Thomas,李富鵬（譯）(2019)。「複規範性」從何談起：法律全球化的知識挑戰。中外法學，31(1)，21-36。
31. 何淑宜(2000)。以禮化俗：晚明士紳的喪俗改革思想及其實踐。新史學，11(3)，49-100。
32. 李典蓉(2016)。清入關前法、例問題初探──以滿文文獻為中心。舊律新詮：《大清律例》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1卷），北京:
33. 岸本美緒(2002)。「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13(3)，1-20。
34. 岸本美緒(2005)。「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005(2)，81-92。
35. 岸本美緒(2009)。導言。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
36. 林端(2002)。法律人類學簡介。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北京:
37. 林端(2002)。依違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北京:
38. 林端(2009)。儒家倫理的脈絡化的普遍主義──以仁為例作說明。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8(4)，5-8。
39. 林端(2002)。儒家倫理與傳統法律：一個社會學的試探。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北京:
40. 林麗月(2001)。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代研究通訊，4，9-19。
41. 林麗月(1999)。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10(3)，111-157。
42. 河内良弘譯著(2010)。內国史院満文档案訳註──崇德二、三年分。京都:松香堂書店。
43. 邱澎生(2018).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44. 邱澎生(2014)。18世紀清代蘇州商業訴訟中的法律多元。罪與罰：中歐法制史研究的對話，北京:
45. 邱澎生(2009)。法學專家、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問題。北大法律評論，10(1)，68-88。
46. 故宮博物院（編）(2000).故宮珍本叢刊（726）.海口:海南出版社.
47. 高明士(2008)。法文化的定型：禮主刑輔原理的確立。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臺北:
4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2009).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所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49. 張佳(2014).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50. 梁治平(1997)。中國法律史上的民間法──兼論中國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中國文化，15/16，87-97。
51. 梁治平(2015)。「禮法」探原。清華法學，2015(1)，81-116。
52. 梅仲協（編）(1961).二十世紀之社會科學．法律學.臺北:正中書局.
53. 莊吉發(2013)。《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清史論集（23），臺北:
54. 莊吉發(2000)。清高宗敕譯《四書》的探討。清史論集（4），臺北:
55. 莊吉發(1979)。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敍錄。清代史料論述（1），臺北:
56. 莊吉發(2004)。清太宗漢文實錄初纂本與重修本的比較。清史論集（14），臺北:
57. 莊吉發(2013)。滿洲語文在清朝歷史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清史論集（23），臺北:
58. 陳槃(2010).舊學舊史說叢（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9. 鹿智鈞(2016)。「格掄尼塔親」：以清朝旗人喪葬嫁娶規範為中心。「參漢酌金」的再思考：清朝旗人與國家制度，臺北:
60. 馮明珠（編）(2005).滿文原檔.臺北:沉香亭企業社.
61. 黃源盛(2002)。民國初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習慣：以大理院裁判史料為中心的考察。法制與禮俗，臺北:
62. 葉高樹(2002).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
63. 葛兆光(2004)。「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視域變化的意義。歷史研究，2004(1)，18-32。
64. 葛兆光(2000).中國思想史（第2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65. 賈建飛(2018)。犯罪與懲罰：乾嘉時期新疆的盜馬案與司法審判中的法律多元。中國邊疆學（第7輯），北京:
66. 鄒建達(2008)。清代觀風整俗使設置研究。清史研究，2008(3)，101-108。
67.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68.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69.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70. 劉開軍(2012)。歷史批判與現實關懷：清代中期史學家的風俗論。史學史研究，2012(1)，32-39。
71. 劉增貴(2002)。中國禮俗史研究的一些問題。法制與禮俗，臺北:
72. 廣祿（編譯）(1971).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第2册昃字老滿文檔册）.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
73. 歐立德, Mark C., 青石（譯）(2014).乾隆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74. 鞏濤,黃世杰（譯）(2009)。地毯上的圖案：試論清代法律文化中的「習慣」與「契約」。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
75. 鞏濤, Jérôme,鄧建鵬（譯）(2009)。失禮的對話：清代的法律和習慣並未融匯成民法。北大法律評論，10(1)，89-120。
76. 遼寧省檔案館（編）(2016).黑圖檔．乾隆朝.北京:線裝書局.
77. 薛虹(1988)。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33-44。
78. 嚴昌洪(1984)。關於社會風俗史的研究。江漢論壇，1984(2)，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