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的和會外交以收囘山東主權問題爲中心

V. K. Wellington Koo's Diplomac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 Study of His Role in the Shantung Question

10.6353/BIMHAS.199406.0029

張春蘭(Chun-Lan Chang)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3_下期（1994 / 06 / 01）

29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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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解析顧維鈞的和會外交策略，以及顧氏主導中國和會外交力爭山東主權的過程與意義。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力爭山東，是中國在民國肇建後，一系列經由外交途徑收回國權活動的濫觴。在巴黎和會，中國雖因國力貧弱受貶爲第三等國家，但是，檢視外交成果，中國仍在列強環伺的國際會議上，未失國權並收回少數權益。從弱國無外交的觀點看，中國的和會外交實值得肯定，其間，顧維鈞主導中國和會外交的表現尤功不可沒。 顧維鈞所以能主導中國的和會外交，在於其和會外交策略的運用成功。顧氏在任駐美公使後，即因應國際情勢，敦促北京政府參戰，爭取中國出席和平會議收回山東權利的機會。爲了掌握時機，他並著手準備以山東問題爲議題的和會腹案，積極拉攏美國，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主張十四點原則以重建國際新秩序，顧氏追隨其主張，贏得威爾遜對中國的支持。於是當日本對和會提出繼承山東權利要求時，中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得以由顧維鈞出席會議，申述立場。顧氏的演說靈活應用國際法及威爾遜十四點原則，使山東問題突顯爲和會焦點，顧維鈞由此扮演中國和會外交之主導角色。其後威爾遜屈於時勢，犧牲中國利益，顧氏堅持拒簽對德和約，但努力減少拒簽後中國的損失，最後以簽訂對奧和約方法，使中國收回少數權益、得參加國際聯盟、並保留住日後在華盛頓會議收回山東權利的機會。此外，日本也先後發表了牧野聲明、內田聲明，對山東權利主張作兩次讓步，可說是顧維鈞和會外交的另一項成果。所以，由外交成果看來，顧維鈞的和會外交，應可稱爲有限的成功，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也因此之故，不至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