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統制經濟與國營事業－以廣西紡織機械工廠為例

War-Tim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Guangxi Textile Machinery Factory, 1938-1945

劉素芬(Su-Fen Liu)

統制經濟 ； 國營事業 ； 廣西紡織機械工廠 ； 技術官僚 ； regulated economy ； state-owned enterprise ； the Guangxi Textile Machinery Factory ； technocrats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92期（2016 / 06 / 01）

101 - 137

繁體中文

本文以廣西紡織機械工廠為例，探討抗戰前後國民政府的統制經濟與國營事業如何相互為用及其影響。1930年代加入國民政府的知識分子，多具有統制經濟思想，他們作為技術官僚，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例如1934年丁文江在上海創辦的棉紡織染實驗館，抗戰爆發後於1938年遷往桂林，由翁文灝改組為工礦調整處和廣西省政府合辦的廣西紡織機械工廠，具體刻畫了林繼庸主持的廠礦內遷運動及其影響。廣西紡織機械工廠作為1949年之前廣西唯一的現代化紡織工業，說明在統制經濟下扶植起來的國營事業對於戰時經濟的貢獻。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經濟部利用頒布法令之便，掌握國營事業的人事任用權，並大幅提高員工的待遇，使中央政府在與地方政府的角力中漸佔上風。抗戰時期的統制經濟和國營事業從此改變1949年之後兩岸的工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方向。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uangxi Textile Machinery Factory (GTMF)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growth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regulated econom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supported a regulated economy join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and become technocrats. For example, Ding Wenjiang established the Textile and Dyeing Experimental Hall in Shanghai in 1934, which was moved to Guilin and jointly reconstructed as the GTMF by Weng Wenhao and the Guangxi provincial government. By analyzing archival data, GTMF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the movement of industrial and mining equipment to the interior. There, it was managed by Lin Jiyong (Lin Chi-yung) and the Bureau of Adjustment of Industry and Mines (BAIM). The movement offered opportunities for BAIM to inves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war. GTMF was the only modern textile industry in Guangxi before 1949. Instead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Guangxi Provinc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promulgated regulations, controlled personnel appointment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benefits of employees of suc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the war economy. This formed a basis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and Taiwan after 1949.

1. 王超然(2015)。抗戰時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以蔣中正對楊全宇、吳肇章囤積案的處理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9，125-182。
   連結：
2. 〈廣西紡織機械工廠之貢獻〉，《西南實業通訊》，卷8 期5，1943 年11 月，頁47。
3. 《實業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4. 《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5. 陳文炳，〈廣西工礦農林事業與廣西企業公司之前途〉，《經濟建設季刊》，創刊號，1942年7 月，頁324-331。
6. 《外交部公報》，1943。
7. 崔國傑、林李，〈廣西紡織機械工廠〉，《機工通訊》，卷2 期4-5，1943 年，頁4-5。
8. 張介源，〈廣西紡織機械工廠會計制度概況〉，《立信會計季刊》，期10，1940 年9 月，頁17-69。
9. 《全國經濟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0. 四聯總處秘書處編，〈廣西紡織機械工廠〉，《工商調查通訊》，號173，1943 年2 月5 日，頁1-5。
11. 聶光堉，〈棉紡織染實驗館籌備經過及其近況〉，《棉業月刊》，卷1 期1，1937 年1 月，頁100-121。
12. 《經濟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3. 《中央研究院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4. 丁文江編(2008)。丁文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5. 丁日初、沈祖煒(1986)。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家資本。民國檔案，1986(4)，81-95+109。
16. 李先明(2004)。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花紗布的管制述論。貴州社會科學，2004(3)，108-110。
17. 金志煥(2006)。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研究（1945-195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8. 金志煥(2014)。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棉業統制政策。社會科學研究，2014(3)，159-167。
19. 姚崧齡編(1982)。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20. 胡適(1973)。丁文江的傳記。臺北:胡適紀念館。
21. 翁文灝、李學通整理、劉萍整理、翁心鈞整理(2010)。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
22. 張忠民、朱婷(2007)。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統制經濟政策與國家資本企業。社會科學，2007(4)，140-150。
23. 張忠民、朱婷(2007)。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4. 張朋園、林泉(1983)。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5. 許滌新編、吳承明編(2007)。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6. 陳禾章編、沈雷春編、張韻華編(1973)。中國戰時經濟志。臺北:文海出版社。
27. 趙興勝(2004)。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28. 劉素芬(2016)。抗戰之前統制經濟的實踐—以丁文江的棉紡織染實驗館為例。東北史地，2016(2)，76-82。
29. 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1991)。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30. 鄭會欣(2009)。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1937-1945）。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31. 龔玉和、龔勵(2015)。李升伯傳：中國紡機工業的先驅。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